在我国宏观经济活动中，货币的主要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并借助于储蓄而执行价值贮藏功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货币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影响我国的货币需求的因素除了弗里德曼所提及的规模变量、机会成本之外，还有与我国紧密联系的经济货币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创新及体制变革等。

　　目前，我国宏观货币需求现状主要表现有经济货币化加快、储蓄性存款迅速增长和离岸人民币境外需求规模上升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经济货币化现象也日益突出，而这也引发了超额货币问题。所谓经济货币化主要是指商品市场交易的频繁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货币功能得以强化，货币规模与日俱增，从而使得货币化率不断提高。

　　近年来，中国M2/GDP比率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加快，M2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国民生产总值也逐年递增。从增速来看，M2的增长率始终高于GDP，也正是如此，M2/GDP比率持续攀升。

　　我国的M2和GDP近二十年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2001年我国GDP为110863.12亿元，2020年增至1015986亿元，增长了约10倍；而M2的增长速度更快，2001年我国M2仅为158301.9亿元，而2020年M2已增长到2187000亿元，增幅近14倍，远胜于GDP的增速。

　　因此，我国的M2/GDP的值也在不断上升，2001年M2/GDP的比值由142.79%上升至2020年的215.25%。我国的M2/GDP在这20年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张的过程，这意味着单位产出生产总值的货币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同时也表明货币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

　　此外，从上述的数据还可知，我国M2/GDP的比值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长期递增的总趋势。

　　随着我国的国企加入改革浪潮，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一同进入了交易领域，这表明存在货币需求的产品种类日益繁多，加快了货币需求量增长的步伐。

　　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的产品也逐渐进入国际市场，这进一步扩大了货币的使用范围，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同时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增也刺激了货币需求量的增长。

　　另外，即便是日常生活，消费购物等零星的支出也依赖于货币。在此背景下，央行为了满足日益扩增的货币交易需求，只能够扩大货币供应量。

　　在生产总量一致的情况下，随着货币需求交易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M2/GDP的比值也将呈现出大幅递增的趋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由政府直接供应，不存在货币需求。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这些生产要素的供应主体逐步从政府拓展至市场多元主体，这造成了土地用地紧张。

　　与此同时，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下，土地交易规模与日俱增，而这则使得市场主体对货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此时央行为了满足市场不同主体的货币需求，势必将扩大货币供应量。

　　需要说明的是，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未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M2的增速仍然高于GDP，从而则出现了M2/GDP比值大幅增加的现象。

　　此外，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创新会产生规模效应，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员工工资薪酬的增长；

　　与此同时，经济市场的迅猛发展会丰富投资产品的类别，并为人们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从而扩大群众的收入来源，pg电子平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这则会进一步促进其消费，刺激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由此一来，M2/GDP比值也随之上涨。

　　货币的预防需求主要是市场经营主体或居民为了避免未来突发性风险而持有的货币总量。从我国实际现状来看，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增加主要源自于高储蓄率。pg电子平台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快速推动GDP增长，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其投资占比，并未顾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正因如此，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促使居民扩大储蓄规模，以提高未来生活的保障，由此导致了预防性货币需求增加。

　　并且，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影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初次分配主要是遵循效率至上原则，而这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国家贫富差距。

　　收入水平高的人群由于可支配收入多，因此会购买大量高奢产品，而随着边际消费递减，不会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虽然有着强烈的消费需求，但是却没有额外的资金，且他们对未来的不安感较为强烈，这会驱使其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储蓄占比，从而使得储蓄率居高不下，预防性货币需求增加。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投资产品单一，且缺乏统一完善的金融管理机制和立法体系，因此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大、风险高。

　　在此情形下，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大多数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产投放到安全系数高的银行存款，而这则刺激了储蓄率增长，从而进一步促进M2/GDP增长。

　　通常情况下，低收入者往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储蓄倾向，而这则会将大多数存款存入银行，由此使得预防性货币需求呈递增的趋势；而高收入者则会按照一定比例分配资金，存在对股票等其他金融产品的消费需求。

　　在资本市场中，利率与金融资产价格存在密切相关性，而高收入群体主要投资对象是未来利率的预期。

　　即便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仍然存在诸多交易摩擦，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利率预期看好时，则会存在投机性货币需求，热衷于购买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由此一来，货币流向了虚拟的资本市场，这意味着投机性货币需求并没有使得实体经济部分的经济增长，在此情形下，M2/GDP仍然是增加的。

　　早期我国房地产行业欣欣向荣，房价一路疯涨，而这也引发了全民“房产投资热”，从而使得大量的货币流向房地产市场，造成投机性货币需求大幅增长。

　　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增长的货币并非支持实体经济，因此GDP增幅仍然低于M2增幅，此时两者的比值增加。

　　综上而言，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资产规模的扩增，均促进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但是均未对实体经济起到支撑作用，这也使得GDP增长不明显，由此促使M2/GDP比值增加。

　　在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规模变量中，收入和储蓄是主要变量。我国进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大幅度上升，造成了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的迅速增长，对M1的需求大量增加。

　　与此同时，经济主体的储蓄在不断上升。我国城市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主要是现金、货币储蓄和有价证券；农村则主要是现金、储蓄和房屋。这其中货币储蓄的比重最大，是财富的主要形式。

　　我国近几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度余额比20年前约增长了9倍，储蓄存款余额呈指数式快速增长。此外，2009年我国准货币供应量储蓄存款为260752.70亿元，而在2019年我国准货币供应量储蓄存款则达到了819161.84亿元。

　　十余年来，人均储蓄存款增长迅速的同时，贷款规模则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已有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我国的储蓄率最高是在2008年，达到了51.8%，而到2017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7%，如今大约是在45%左右。即便如此，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我国的储蓄率是最高的，美国的储蓄率约为17%左右。

　　储蓄存款的迅速增长也成为我国出现“超额货币”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点体现：

　　首先，储蓄作为M2的组成部分，它的增长即为M2的直接增长。其次，储蓄作为一种暂时贮藏的购买力，其规模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当储蓄作为一种资产时，它与利率水平正相关。

　　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储蓄不一定作为人们投资或货币价值储藏的首选。此时，在基于资产保值和投资行为，利率因素增强了，对M2的影响逐渐扩大。

　　最后，储蓄的需求变化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意识有关，不同年龄和不同收入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储蓄率。人生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期，中年期收入水平最高，储蓄率也较高，老年人储蓄率最低，青年人储蓄量最少。

　　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青年人为了筹备婚事费用，储蓄率最高；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消费观念改变，青年人储蓄率下降，而中年人因为孩子教育费用、住房费用、为子女筹备嫁婚等储蓄率最高。

　　根据我国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城镇人口正趋向老年化，而农村因出生率比较高，年龄结构尚处在年轻化，由此可以预见，我国储蓄存款的高峰期将会到来，M2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