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数字货币技术已在经济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围绕以电子商务为核心，在储存、支付、清算、汇兑等一系列的交易中，数字货币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支付方式。与此同时，数字货币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以数字货币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数字货币在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其存在问题的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本文从数字货币的概念界定及特征出发，以数字货币与传统的纸币相对比，研究其在信息时代的所具有的各种优势。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的文献和专著，对数字货币的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把握，并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的专业文献和专著，以及专业的研究论文。

　　数字货币是指对货币进行数字化。是货币的一种电子形式，它的承载物为既不是纸币也不是金属物。是一种支付手段，也是一种程序。数字货币本身的特征将其与其他货币区别开来。

　　网络性：数字货币是在电子信息技术(IT)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数字货币的特征与信息技术和网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数字货币是从货币中分离出来的、同时也是从信息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货币和特殊的信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数字货币将会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当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网络经济时代之后，数字货币将会完全取代传统货币(纸币)。网络是数字货币实现其货币职能的基础，是数字货币体系的基础，中央银行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实现全方位货币管理，传统货币管理中的现金发行方式、传统金库制度、假币问题和传统银行将不复存在。

　　数字性：数字货币实际上是存储于各网络银行账户上的一组数字。这组数字象征着拥有其所有权者拥有这组数字(数字货币)所代表的一定量的财富或价值，运用这组数字(数字货币)的全部或部分进行网上投资、网上交易。

　　高效性：数字货币的产生使得货币履行其职能的效率几乎达到了一个十分完美的境界：从现金的发行与管理方面看，货币管理当局从发行现金到回笼现金都不必要采用传统的设计、印刷和运输工具进行，而是直接在网络上实现现金的发行和回笼。这样可以完全避免在纸币本位制度下存在的诸如高成本问题、假币问题、安全问题和现金供应量难以确定的问题。

　　与数字货币相比，纸币和硬币则愈发显示出奢侈性。在美国，每年搬运有形货币的费用高达60亿美元；在英国，需要2亿英镑。世界银行体系之间的货币结算和搬运费用占到其全部管理费的5%。

　　对于防止伪造，纸币在当前日益发达的仿真和复印技术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不久以前，造假者还需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位技术高超的刻画师来制作一系列的模子以印刷纸币；而今天只要有一位热衷于绘画的美术学生，再配以完备的技术设施就能做到这一点。数字货币系统具有多层加密措施，伪造一组随机产生的密码要比伪造现金、伪造签名难得多，而且使用数字货币有据可查、有踪可寻。

　　传统货币有较大的存储风险，昂贵的运输费用，在安全保卫及防伪造等方面投资较大。数字化货币与信用卡和电子支票也不同，它是层次更高、技术含量更多的电子货币，不需要连接银行网络就可以使用，很方便顾客，并具有不可跟踪性。

　　数字货币有如此多的优点是在货币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所产生的，没有货币的生活是寸步难行的，货币的产生与不断发展致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由此我们更要了解货币的发展史，从而不断展望货币的未来。

　　自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也进一步的加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目前来看，随着各国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财政赤字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也就成为近年来各国学者高度关注的热点经济问题，而对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系，各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外大多数都是从赤字财政的角度分析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Barro（1976）指出若债券存量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导致通货膨胀。Sargent和Wallace（1981）认为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Smith（1982）把维持货币目标路径的观点称为“货币主义”，并比较了当总赤字不变时，使用债券和发行货币手段进行赤字融资的后果。Allen和Smith（1983）、Darrant（1985）、Munir和Am（1991），通过对具体国家的实证分析，指出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都有显著的影响。Woodford（2001）认为货币政策决定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财政政策决定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Uribe（2002）利用VAR模型对阿根廷20年的财政赤字与零售物价指数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发现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财政赤字存在密切的关系。龚六堂、邹恒甫（2002）通过构建不带货币和带货币的价格水平决定模型，指出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财政现象，价格水平是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剩余相等来决定的。阎坤（2002）指出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当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国债模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信用就会有所动摇，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筹集资金，最终无疑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万明国（2003）认为“财政赤字引致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显然是一种货币投放，尤其当国债发行收入被作为财政支出安排时，就会对基础货币进而对货币乘数有所影响，起到一种创造货币的效应，由此构成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许雄奇、张宗益（2004）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方红生、朱保华（2008）通过对1996～2006年的我国财政政策和物价水平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财政政策承担了控制物价水平的重任，要想稳定物价，必须采取盯住赤字的财政政策。”张延（2010）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相对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即使目前通货膨胀尚未高企，刺激性财政政策也很可能已经过度。也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外汇储备有着显著关系。张晓朴（2002）、孙建平（2003）、刘荣茂和黎开颜（2005）对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发现外汇储备增加幅度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显著的影响。

　　2．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也有经济学者对财政赤字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Friedman（1982）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实际上只存在最松散的关系。Darby（1984）认为只要既定的预算赤字就能够动态地同某一个范围内的货币增长率保持协调，那么财政赤字即使有货币化的倾向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Buiter（1985）研究了财政政策导致巨额人均实际总赤字对通货膨胀时间途径的影响，认为赤字的增长对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Giannaros和Kolluri（1985）对10个工业化国家在1950至198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只有3个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迹象比较明显，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Abizadeh（1998）、Afonso（2002）等通过实证分析也分别发现美国和欧盟15国的预算赤字对通货膨胀率并无大的影响。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李昌达和曹萍（1996）通过对中国1981至1994年的数据研究后得出，“我国的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滞后相关性，其滞后期基本是一年；经济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首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了财政赤字，赤字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程度很低。”马拴友等（2002）利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小。洪源和罗宏斌（2007）认为我国财政赤字不是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在样本区间内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涂立桥（2008）认为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国债余额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率来实现。在这一传递过程中，由于我国赤字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较小，所以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也很小。万晓莉和傅雄广（2008）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尽管财政政策对价格有一定影响，但我国的物价水平仍然由货币当局决定。王珏（2010）认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具有反向变动关系，然后转为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有正向变动关系。高茵（2010）指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很低，通货膨胀还是主要决定于货币因素和预期因素。

　　第一，上述研究多是就政策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全面体现政策的综合影响；第二，在大多数实证分析中，经济学者直接采用财政赤字代替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变量的选择缺乏理论依据，并且数据的选择也并非完全处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期间；第三，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金融体制，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要弄清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客观的评判。

　　[6]龚六堂，邹恒甫．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J]．经济研究．2002（2）

　　[7]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8]万明国．国债的货币化与通货膨胀效应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

　　[9]方红生，朱保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13]李昌达，曹萍．通货膨胀、赤字、财政政策[J]．四川财政．1996（10）：4～7

　　[14]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评价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2（5）

　　比特币诞生于2009年，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匿名数字货币。它不依赖于第三方政府机构的发行和管理，而是通过加密和对等网络（P2P）技术解决虚拟经济中的信用问题，从而实现用户自治，共同管理。比特币颠覆性的创新，很快引起了全球关注，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比特币的发展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近两三年，比特币发展的研究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纵观几年来比特币的发展研究，主要聚焦于比特币的特点与本质属性、经济性研究、比特币未来发展方向三个方面。

　　比特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数量有限、可分割性、可追溯性、开放性、全球通用性、无伪钞、交易不可逆、交易费用低等特点。比特币自诞生以来，就饱受争议，本质属性界定不清，学者们都各有各的说法和道理，比特币是货币、商品、支付手段还是作为一种投资方式等等，一直以来都是比特币发展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比特币货币属性的探索上，大都采用定性研究。孙启明研究指出比特币是一种新型的数字货币，具备实体货币的全部功能，能够充当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为未来世界货币的构建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借鉴。贾丽平认为比特币是国际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场革新，它虽然具有货币功能，但是也不能完全断言是货币，比特币未来能否成为货币取决于它的信用机制。盛松成认为比特币缺乏国家信用基础，而且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会放弃货币从而丧失对宏观经济的管控，所以比特币只不过是技术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而已，不会成为现实中的法定货币。王素珍从货币的本质和比特币的特点进行研究，认为比特币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杨涛从比特币缺乏信用基础、不能反映特定生产关系、购买力不确定和缺乏货币资产需要的安全保障四方面分析指出比特币不是货币。

　　国外对比特币本质属性的研究视角较为开阔，研究方法也较为丰富，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实证研究。Reuben Grinberg对于比特币是否是证券、货币、商品、资产进行了争论和分析，提出比特币是一种新型的数字货币，在微支付和虚拟经济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Benton E. Gup从货币演进历史进行分析，指出公元前2200年前就出现了钱的雏形，货币的演进从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比如金、银到银行发行的法币，支付手段也演变为用信用卡、借记卡以及电子支付。比特币作为一种最具创新的虚拟货币，它虽然看起来具有钱的功能但却不是法定货币，没有内在价值，它未来会成为全球的一种支付手段。德国法兰克福大学Florian Glaser等人通过对2011―2013年mtGox交易平台和维基等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剖析比特币用户使用比特币的真正意图，指出更多的人把比特币当做是一种资产或者购物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货币。美国纽约大学David Yermack研究认为比特币不能满足货币标准来充当支付手段、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它更像是一种投机性投资而不是一种货币。因为比特币用于现实的交易量很少，波动率太大，汇率与黄金和法币相关性几乎为零，风险管理和业主收益对冲困难，用户面临较大的短期风险，同时比特币面临日常盗窃的风险，而又缺乏银行系统存款保险，亦不能用于消费信贷和贷款合同。

　　自2009年比特币产生以来，价格跌宕起伏，交易范围逐步扩大，配套体系逐步完善。总体而言，比特币的市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技术共享修订”需求为主导的“挖矿”游戏内测期;以投资需求为主导的商业模式构建期;以投机需求为主导的市场泡沫凸显期。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比特币的生产、存储、兑换、支付、消费及其相关的金融服务，其中比特币的交易平台是当前的市场核心。比特币市场发展如此迅速，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对市场模型尤其是价格形成以及相关交易数据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表1列出了比特币市场研究的部分典型成果。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比特币对现行货币和现有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对货币是否有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比特币目前用户群小，对货币的地位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比特币的出现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颠覆。张超认为比特币一方面促进了新兴电子金融服务与产品的创新;另一方面，比特币有可能影响国家的铸币税收入，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和货币传导机制。高卫民指出比特币的出现符合互联网金融开放、民主、自由的发展特点，能够更大程度地促成小微金融，一旦受众人群增多，建立新的虚拟货币体系，现有的经济秩序和传统货币理论都将被改变。陈岩、周烨研究指出比特币为代表的新型虚拟货币对现行的货币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造成的挑战仅仅限于意识层面，不可能撼动现有的货币体系，但却为现行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Abdur Chowdhury等人研究指出比特币是一种廉价的金融转账系统，未来可以为全球提供廉价的金融服务，为全球资金转移提供快捷通道，为中小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新的途径，为提高世界贫穷国家的生活质量提供可能，为资本控制严格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提供救济;比特币创新的金融平台对金融的未来发展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国内外部分学者对比特币发展趋势进行了探索性专题研究，大部分学者对比特币的未来发展充满憧憬。郭帝认为从长远来看，创立一种可靠、成熟、合法的电子货币是货币的终极目标。张超认为比特币是未来货币发展的一种方向，有可能会替代传统货币。马广奇、陈雯敏研究指出比特币可能消亡也可能前途光明，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比特币在实际应用方面的发展。Abdur Chowdhury指出利用比特币协议可以很容易地开发金融和法律服务，用于股票、投资和一些敏感信息，并实现纠纷调解、保证合同、智能特性等，为金融创新提供平台。Kay Noyen等人研究提出感知即服务（Sensing-as-a-Service，简称S2aaS）是物联网产业现有的商业模式，如果把比特币技术应用于S2aaS，结合比特币匿名性、去中心化、支付费用低、可编程、密码验证等特点，能够帮助S2aaS建立足够多的可追溯的感知节点，并实现传感数据的低成本微支付，从而推动物联网的快速发展。Simon Barber等人指出比特币未来可以通过脚本实现丰富的金融契约与机制形式，如存款、托管、调解纠纷、保证合同等。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比特币未来会有一些局限性。Ferdinando M. Ametrano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对比特币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比特币让数字加密货币和传统货币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但是比特币内在的特性造成通货紧缩导致价格极度不稳定，这将阻碍比特币成为一种好的数字加密货币，并设计了一种“哈耶克钱”克服比特币的价格变动问题。Evans，D.S从公共账平台角度研究指出，随着记账货币生态系统的进化，会出现金融服务企业和加工分类企业，这些机构面临监管，而比特币记账平台不能有效运行这些设计选择，所以比特币现有的公共记账平台不可能成为通用货币的公共记账平台，比特币未来只会成为一种支付方式。

　　除此之外，笔者通过行业调研，发现国内外的比特币业内公司和学术机构开始对比特币的关键技术――区块链技术进行研究和部署。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实现存款、托管、纠纷调解、证券、保险、贸易、小额交易和存在性证明，能促进智能交易、分布式股权、资产转移和版权认证等，将对未来的整个人类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梳理与归纳分析，可总结出比特币的发展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比特币发展的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包括比特币的特点与本质属性研究、比特币经济学研究、比特币未来发展的展望研究，为全球比特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较大的实践价值。第二，比特币的诞生背景和实现方式决定了比特币发展研究的跨学科性，经济学、法学、数学、计算机等学科交叉应用于比特币发展研究中，拓展了比特币发展研究的理论成果。第三，研究中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通过调研和统计公开数据，应用多种数理分析进行建模和统计分析研究。

　　通过对比特币发展研究成果的全面剖析，发现还存在很多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研究内容方面。比特币经济学研究不够全面。第一，缺乏对比特币市场发展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目前对比特币的市场研究主要聚焦于它的价格形成，而其他方面，比如比特币投融资、比特币现货期货交易、比特币硬件产品（硬件钱包、ATM等）、比特币软件应用、比特币的支付市场等方面都有待全面、系统的研究。第二，比特币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研究有待细化和深化。除了对货币体系的影响，比特币对资源调配、资本流通甚至对就业是否产生影响是研究的空白。

　　（2）研究方法方面。比特币是用技术解决经济问题，它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的产物，所以比特币的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过程中，要充分借鉴经济学、法学、数学、计算机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成熟理论对比特币发展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对比特币相关观点进行进一步深化和凝练，以指导比特币发展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比特币发展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国外有一些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加大对比特币的定量研究，以更准确地了解和规划比特币发展。目前比特币的数据采集大都来自公开数据，除了采用宏观层面的统计数据外，还应该从微观层次对比特币用户和企业这两个主观客体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从而采集和挖掘更丰富的数据。

　　（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特币的发展及其风险研究”（编号：14CJY069）。）

　　[3] 郑书雯、范磊：基于P2P网络Bitcoin 虚拟货币的信用模型[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2（3）.

　　[4] 杨晓晨、张明：比特币：运行原理、典型特征与前景展望[J].金融评论，2014（2）.

　　[6] 孙启明、王浩宇、潘智涓：比特币的世界货币特征探索[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

　　[7] 贾丽平：比特币的理论、实践与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3（12）.

　　[8] 盛松成、张璇：虚拟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以比特币为例[J].中国金融，2014（1）.

　　[10] 杨涛：浅析比特币的非货币属性[J].时代金融，2014（1）.

　　[14] 于江：新型货币“比特币”：产生、原理与发展[J].吉林金融研究，2013（5）.

　　[15] 廖愉平：比特币市场发展阶段分析与反思[J].西部论坛，2014，24（3）.

　　[16] 陈道富、王刚：比特币的发展现状、风险特征和监管建议[J].发展研究，2014（4）.

　　[27] 梁秋、王凡彬、余龙秀、李强、吴冰洁：基于小波分析的比特币价格预测[J].内江科技，2015（5）.

　　[28] 刘力臻、王庆龙：基于模仿传染模型的比特币羊群效应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29] 姜立文、胡h：比特币对传统货币理念的挑战[J].南方金融，2013（7）.

　　[30] 赵严冬、郑丽：基于交易模式的比特币对人民币的影响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2] 温小郑、王、王允楠：比特币对金融体系影响的探索与思考[J].西安邮电大学学报，2013（5）.

　　[33] 洪蜀宁：比特币――一种新型货币对金融体系的挑战[J].中国信用卡，2011（10）.

　　[34] 张超：新型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现实经济和金融影响的研究[J].时代金融，2013（5）.

　　[35] 高卫民：对新型货币比特币的观察与瞻望[J].对外经贸实务，2013（10）.

　　[36] 陈岩、周烨：新型虚拟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以比特币为例[J].经济论坛，2015（1）.

　　[38] 郭帝：比特币发展前景的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3（7）.

　　[39] 马广奇、陈雯敏：对比特币发展前景的探析[J].西南金融，2015（6）.

　　当通货膨胀率特别高，尤其是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成本确实是巨大的，同时货币变化的真实效应几乎是很低的。此时政府往往拥有大量的预算赤字，投资者将对政府偿还债务的承诺失去信心，从而不去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政府为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就不得不选择从印发货币当中获得收益，也就是所谓的“铸币税”收入（戴维・罗默，2003）。

　　由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可知，真实的货币需求与名义利率成反比，与真实的收入成正比，即：

　　其中，M为高能货币，也就是指政府发行的货币和储蓄。P为价格水平，i为名义利率，r为真实利率，πe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Y为产出水平。假定真实利率与产出不受货币增长率的影响，实际的通货膨胀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此时忽略产出的增长，稳态的状态下真实的货币余额不变，这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的增长率，因此（1）式可以写成：

　　其中，r是真实的利率，Y是真实的产出，gM为货币的增长率，即gM=M/M。稳定状态中，真实的铸币税等于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与真实货币余额的乘积。也就可以概述为，铸币税是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对真实的货币余额所征收的税率为π与税基为M/P的乘积。从这个意义上讲，铸币税收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税收益。铸币税收入函数为：

　　为了研究货币增长率gM的增加对铸币税收入的影响，可求铸币税收入函数对货币增长率的一阶导数：

　　本文采用卡甘（1956）提出的货币需求函数作为个人期望的货币持有量，即：

　　令=0，求得，。由于恒为正整数，以及b>

　　0，因此要满足最大化的条件就必须使得bgM-2

　　综上所述，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而获得的铸币税收入会随着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呈现出“拉弗曲线”的状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以通过发行国际货币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铸币税收入，但其国际货币的增长率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会直接导致国际货币购买力的下降，非居民持有该国际货币的实际量将会减少，影响其国际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本文中实证检验的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2年的年度数据。

　　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之后用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各变量的波动对人民币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影响。依据最小SC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阶，为保证VAR模型的稳定性，有必要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的方法，其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原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各变量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序列；所有变量的原序列取差分之后形成的一阶差分的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是显著地，说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序列，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在各变量都满足相同阶数的条件下，建立VAR（3）模型：

　　其中，m为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对数，y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r为实际利率，π为通货膨胀率，e为官方的汇率。ε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的白噪声过程。由于只有VAR模型为稳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利用VAR模型进行Johansen协整分析以及脉冲响应分析，因此首先对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VAR（3）模型是一个平稳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各变量之间进行Johansen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协整分析的检验结果可知，依据特征方程所求出的特征根的趋势值和最大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就是说，即使经济当中某一变量发生冲击对其他各变量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各变量在长期内还是会回到长期趋势上。在模型为稳定的以及各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的条件下，本文从脉冲效应的角度分析研究当各变量遭受冲击时，对实际人民币需求量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冲击源是所有的变量，反应源为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量，选择滞后期为10期。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如图1所示。

　　从脉冲效应分析的结果可知，当给通货膨胀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对人民币实际需求量的整体影响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量在当期没有变化，而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对其影响明显为负并且减少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在第四期为正但影响的幅度很小，第五期之后影响为负但影响明显的变小，有逐渐趋于零的趋势，这说明通货膨胀率对人民币实际需求量最大的负影响主要集中于第二期和第三期；当实际利率遭受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当期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量不会受到影响，之后期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量会受到正的影响，在第五期时正影响为最大，之后逐渐的减少，有逐渐的趋于零的趋势；当汇率受到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当期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量并不会受到影响，对第二期会有一个负向的影响，对第三期之后的影响为正，并有逐渐的增强的趋势但其增加的幅度比较小。

　　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得到真实货币余额的增长率的均值为21.48%，最大化铸币税收入的线%。通货膨胀率的均值为5.25%，最大化铸币税的通货膨胀率为24.24%。这说明我国的真实货币余额的增长率的均值要远远的大于通货膨胀率的均值，但是最大化铸币税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当铸币税收入达到最大值的时候，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几乎相同。通过货币增长率，测算出我国的最大化的铸币税收入为2310亿元，进而测算出铸币税收入占我国GDP比重的均值大概为6.74%。根据一般的估算，铸币税收入占GDP比重的2%，而当一国货币是国际化货币时，该国的铸币税收入将会远远大于2%的水平。当前我国的铸币税收入占GDP的6.74%，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逐渐增加，以及最近几年来人民币不断的升值，这些都使得人民币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了局部的国际化，也就是所谓的货币区域化（王进杰等，2004）。

　　当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时候，我国的铸币税收入将会增加，因为人民币的持有人还包括国外的居民，并且我国也可以从外国对人民币的储备中获得收益，这都会增加我国的铸币税收益。

　　据有关人士预测，到2020年，我国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为7132亿元，通过外国对人民币的储备进行投资的净收益约为307亿元。若考虑到通货膨胀率，我国将获得更大的铸币税收入。外国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可以说是我国国币当局的负债，当人民币贬值时，这些负债的实际价值就会减少，也就相当于我国对别国征收了通货膨胀税，这样我国的铸币税收入会更大（李华民，2002）。但是征收通货膨胀税不是没有成本的，它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地位。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分析，阐述了铸币税收入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出的“拉弗曲线”的关系，即通货膨胀率与铸币税收入之间存在着最优的状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际货币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来弥补国内的财政赤字，平衡赤字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高通货膨胀率、汇率、货币需求量等的波动，将会对人民币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得非居民减少对其货币的持有量，从而反过来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因此，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我国政府应正确处理铸币税收入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人民币的铸币税收入，降低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等波动对人民币需求量的影响，不断地增加非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2.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2版）[M].王根蓓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吴汉洪，崔永.中国的铸币税与通货膨胀：1952-2004[J].经济研究，2006（9）

　　4.王进杰，贾英姿.最优税收与最优铸币税[J].管理世界，2004（12）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m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m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赤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t引，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xnhart和Darrat，Gull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

　　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Yt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1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I＝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1)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2)赤字水平、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加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波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主动调节经济运行，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所以，是否继续以货币供给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短期监测目标需要认真予以审视。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 (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 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 (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 (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 (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 (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pg电子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