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正式启动以来，经历了“启动与快速发展” “调整与平稳发展”“回升与持续发展”三个阶段。尽管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还有一定差距，但作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交易媒介、计价手段和储藏工具三大功能。为使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有必要深刻理解货币国际化的客观规律和相关国际经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创造条件，激发境外机构和个人使用与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具体举措包括实现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保持出口贸易大国地位、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影响等。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主要著作有《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离岸市场及其影响》（合著）、《汇率制度变革：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主编）等。

　　2000年左右，我国在一些与越南、缅甸和蒙古国等国家交界的边境地区就已出现零星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情形，而由监管部门通过政策调整等制度性变革所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则始于2009年。回顾这十多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在范围和深度上逐渐呈现出积极进展。

　　三个发展阶段和总体评价。启动与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2014年）。2009年7月，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等多个部委联合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首批试点城市包括上海、广州、pg电子平台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试点范围持续扩大。2012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全面铺开，并拓展至全部经常项目。

　　跨境贸易结算制度的改革，显著推动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还有一些因素也推动了这一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2010年之后，pg电子平台人民币出现了明显的升值势头；为了配合人民币从境外回流，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港澳地区人民币清算行、境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参加行这三类机构，以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2012年，宣布实施RQFII制度，即允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开立银行账户并进行银行间债券投资。2014年，我国跨境贸易中，实现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大约为25%。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超1万亿元，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2万亿元。

　　调整与平稳发展阶段（2015年～2017年）。2015年，受股市波动、“8.11汇改”、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显著的市场波动（贬值）。为了阻止人民币对美元的快速贬值，中国人民银行在进行大规模市场干预的同时，强化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包括通过引入“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恢复对中间汇率的适当管控，并且明显放缓了资本账户开放的速度。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了相对停滞的局面。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大约下降了50%，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额占比下降到了12%左右，差不多也是减少了50%。[1]

　　回升与持续发展阶段（2018年至今）。2018年，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启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额度限制相继废除，外资对境内各类金融机构投资的持股比例限制也显著放松乃至最终全面取消，这些举措鼓励了外资流入。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实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中外息差进一步扩大，外国证券资本流入增多，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为强劲的上升态势。与此同时，通过签署和更新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设立人民币流动性安排等措施，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也有所增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人民币国际化重新进入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

　　从总体上看，过去十余年，人民币国际化从零起步，在波动中向前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影响这一进展的因素很多，包括最初的结算制度改革带来的政策效应、经济贸易规模的持续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升及其反复、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波动、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加强，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直接推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数据资料看，尽管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还有一定差距，但人民币作为国际易媒介、计价手段和储藏工具的情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度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末，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为2.80，而同期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这一指数分别为58.13、21.81、8.77和4.93（见图1）。[2]另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人民币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中的占比为2.14%，而美元和欧元分别为41.81%和34.74%；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中的占比为2.88%，而美元和欧元各占58.88%和20.06%；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2.2%，在全球国际银行业负债总额中的占比为1.1%，在全球国际债务证券融资总量的份额占比为0.3%，而在这些占比数据中，同样是由美元、欧元、日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领先。[3]简言之，人民币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和相关进展。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积极变化。第一，从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实现转向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实现。图2显示，从2010年至2021年，人民币年度收付金额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等各类跨境资本流动实现的人民币收付金额，已经远远超过通过跨境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交易实现的人民币收付金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发展。

　　第二，在岸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明显提升。最初几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伦敦等离岸市场是境外机构和个人获得人民币计值资产的主要场所。据估算，在2014年这个高峰时期，全球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大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一半分布在香港市场。此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资产持续下降，至2017年大约下降了50%；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境外主体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以及存款等金融资产的金额持续增长，2021年超过了10万亿元。

　　第三，金融制度和工具创新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自2015年以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北向互换通”等交易安排的推出和扩大，增加了境外投资者对境内人民币债券的投资机会。同时，有效管理利率风险促进了在岸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多次在香港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不仅促进了离岸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有助于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的形成。与此同时，人民币计价的权益类投资产品逐渐丰富，人民币期权期货、人民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人民币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均有一定发展。2023年6月19日，香港证券交易所推出的“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可谓是最新的尝试。在双柜台模式下，投资者可以互换同一个发行人发行的港币柜台证券及人民币柜台证券，两个柜台的证券可以在不改变实益拥有权的情况下相互转换。这种模式为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将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港股交易中的使用，并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人民币开始在大宗产品交易中发挥计价功能。2018年3月，上海国际能源期货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诞生，标志着人民币在大宗产品的计价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人民币的国际计价功能有了提升。经过三年努力，该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货累计成交金额44.10万亿元，在原油期货中市场规模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货，位居全球第三。2021年，我国已上市的原油、铁矿石、精对苯二甲酸（PTA）、20号胶、低硫燃料油、国际铜、棕榈油共7个特定品种交易期货稳步发展，在为大宗商品交易人民币计价结算提供定价基准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截至2021年末，境外参与者累计汇入保证金1244.98亿元，累计汇出1253.05亿元，其中人民币占比分别为69.1%、81.3%。

　　第五，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并取得了10.92%的份额，仅次于美元和欧元。尽管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时任IMF总裁拉加德表示，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2022年8月1日，IMF对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份额的最新调整生效，人民币在该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上调至12.28%，进一步凸显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

　　第六，人民币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快，成效不断提升。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成功上线月，该系统二期全面投产，符合要求的直接参与者同步上线家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入，其中直接参加行75家，较2015年10月上线年上线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处理业务440.04万笔，金额96.7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8%和21.48%，日均处理业务1.77万笔，金额3883.38亿元。另外，截至202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在25个国家和地区授权了27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

　　第七，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中的作用逐步增强。截至202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与累计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02万亿元，有效金额3.54万亿元。另外，2022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签署了参加人民币流动性安排（RMBLA）的协议。根据这一安排，每个参与的中央银行须认缴不低于15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的人民币或美元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形成一个储备资金池。这些央行可以在未来市场波动时寻求此安排项下的资金支持。首批参加方除中国人民银行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智利中央银行。随着加入的国家和地区的增多，这一安排将成为市场波动时一国获取人民币流动性的重要来源。[4]

　　第八，加强与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双边支付清算合作。2021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柬埔寨国家银行签署双边本币合作协议，将本币结算范围扩大至两国已放开的所有经常和资本项下交易。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正式启动中印尼本币结算（LCS）合作框架，并推出人民币／印尼卢比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元的国际信任度受到一定影响，南美地区一些国家开始与中国加强双边支付清算合作。2023年3月，巴西宣布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同时采取措施降低使用人民币跨境交易的难度，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4月，阿根廷宣布停止使用美元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6月底，阿根廷决定使用人民币向IMF偿付部分债务；7月，玻利维亚也宣布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并计划设立中资银行，以便于更好推进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支付和结算。

　　一种主权货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主要取决于三类因素，即规模（size）、流动性（liquidity）和可信度（creditability）。[5]如表1所示，首先，该国经济规模应该足够大，包括经济总量、对外贸易规模和金融市场规模等均处于全球前列。经济总量是贸易和金融市场活动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外贸易规模足够大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在进出口方面的依赖程度足够高，该国在货币选择上也会具有更多的机会和主导权。其次，该国的金融市场足够成熟并且具有高度流动性，意味着金融市场不仅需要有足够大的规模，而且需要有着完备的基础设施、丰富的金融市场工具以及基本开放的资本账户。最后，该国的经济、金融和货币具有可信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稳定的货币价值（尤其是对外货币汇率）、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透明和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友善的投资营商环境等。

　　货币国际化的相关历史经验显示，这三类因素缺一不可。美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显示，具有高度流动性、监管良好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经济规模。1914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为零，十年后迅猛增长到70%，首次超过英镑。[6]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成立后，美国的银行票据承兑市场迅速发展起来。作为金融市场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具有规模的票据市场极大地提升了美元的流动性，美元很快成为几乎与英镑同等重要的国际货币。事实上，此后近百年，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总体上保持了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的原因，就是其拥有规模巨大、产品丰富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

　　德国马克的国际化历程也证明了金融市场发展及其开放的重要性。德国马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并且一直保持着第二大国际货币的地位（直到欧元诞生为止），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二战后德国始终是全球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是德国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一直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纪录。不过，与作为第一大国际货币的美元相比，德国马克的国际地位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金融市场不发达，而且开放时间太晚。德国的金融机构发展受到了各种复杂法规和税收的制约，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明显小于纽约和伦敦，可以交易的金融工具数量比较有限，交易费用也比较高，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虽然早在1958年德国就实现了经常账户交易的可兑换（与大多数其他欧洲货币一样），但其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日元国际化的过程则证明了经济规模和金融市场有着同样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与美国差距不大），日元国际化也在十多年内取得亮眼的成绩。日元在国际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3%左右一度上升至1995年的12.4%；日元债券在离岸市场的新发行规模同期从不到5%上升至17%；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也从3%上升至近8%，在一些亚洲国家，这一占比甚至一度高达17%；在亚洲地区，日元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锚定货币。[7]然而，自90年代初期起，资产泡沫破裂使整个日本经济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增长停滞，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扩大，加上金融市场规模小且流动性比较差等因素，日元的国际化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以上各种指标也开始大幅度回落，相比高峰时期基本跌去了一半。

　　一种主权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还取决于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甚至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美元之所以在二战后长期保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与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是分不开的。譬如，1944年7月，美国凭借自身综合实力主导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成功为美元确立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又譬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借助其对沙特王室的影响力，要求沙特与其签署排他性的美元结算协议，从而获得了石油美元的地位。

　　在一国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的影响非常重要。当一种货币被大量的外国机构和个人使用时，就会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网络。任何新加入使用该货币的机构和个人都会获得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享受到使用该货币的极大便利。这种网络效应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效果。与此类似，惯性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对于一般的机构和个人来说，要在短时间放弃使用一种用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货币，转向使用一种相对陌生的货币，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这种新货币与以往的旧货币之间的汇率存在经常性波动，情况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自2009年启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来，有关方面一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市场驱动的过程。不过，近年来逐渐呈现出强调适当发挥政府推动作用的趋向。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有关决议出现了“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稳慎推进”改成了“有序推进”；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有序推进”改成了“稳慎扎实推进”。从“稳慎”到“有序”，再到“稳慎扎实”，体现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既要呈现更加积极的姿态，又要稳扎稳打地实施具体策略。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推进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推进”。笔者认为，既然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那么“推进”主要就是创造一切必要的市场化条件，激发国内外的机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进行清算和保有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意愿。政府主要发挥间接推动的作用，即在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灵活的汇率制度配合下，加快和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提供透明和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友善的营商环境等。同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建立双边和多边货币安排、在双边协议基础上推动人民币结算等努力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为了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第一，努力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于货币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由于新冠疫情后经济的疤痕效应、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封锁和全球供应链转移等因素，中国经济稳步恢复面临很多挑战。政府需要适当加大刺激力度，切实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的扩大受制于增长和就业恢复本身，同时也受制于很多结构性因素，因而短期内扩大需求的发力点主要还是扩大投资。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新老基建项目、数字经济、能源转型、以芯片研制生产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和投资。此外，应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持久的基础性支撑，我国需要深化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完善投资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权益保护，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恢复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推进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加快技术进步，构建新的贸易优势，保持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均衡发展。德国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均表明，保持出口贸易优势对于货币国际化非常重要。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发挥劳动力成本方面相对优势，确立了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地位。不过，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之后，我国需要构建新的出口贸易优势，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以此确保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均衡发展。新的出口贸易优势将主要来自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如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5G和一些电子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保持着领先地位。但我国在高端芯片、光刻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制药等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尽快获得提升，未来我国的出口优势将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高度流动性、规模足够大和开放的政府债券市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极为重要。就规模而言，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但由于流动性相对不足等原因，仍然难以满足外国投资者拥有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需要。未来应继续扩大国债市场规模，丰富品种，并且继续推进和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应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不断提升A股市场的定价能力和投融资效率，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资本市场工具。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增强其弹性，以便在更为频繁和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环境下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加快本外币交易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特别是人民币对外币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为境外贸易商和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投融资提供避险工具。应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增加直接和间接参与行，提高支付结算效率，并且继续在海外布局增设人民币清算行。

　　第四，适当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一方面，资本管制的严格程度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因素。根据IMF和世界银行有关数据编制的金融开放度指数，截至2021年年末，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大约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16%。[8]适当放松资本管制，适当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金融稳定风险。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直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采取较为稳健的开放策略。而同时也应该看到，经过近20年的实践探索，在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功经验。与跨境资本流动直接相关的措施包括：远期购汇风险保证金比率要求、外汇存款准备金比率要求、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等。通过及时调整这些比率和系数，相关部门有效防止了跨境资本流动在短时间内的大进大出，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第五，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积极参加全球金融治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这意味着，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促成各种经济和金融条件的形成，从而实现间接推动的作用。而相关的历史经验表明，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政府实际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推动。如中国人民银行促成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就是一种直接推动。在历史上，借助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国成功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当前，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积极参与G20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加低收入国家减债和缓偿进程、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各种努力，逐渐提升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带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六，继续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使用的可行性。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探索和使用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的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研究。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联合开展了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发。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DC／EP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2019年底，基于这一研发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和冬奥会场景启动试点测试。

　　不过，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一直采取开放但审慎的态度。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数字人民币设计和用途主要是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跨境及国际使用相对复杂，涉及反洗钱、客户尽职调查等法律问题，国际上也正在深入探讨。

　　尽管持审慎态度，但有关探索和国际合作尝试并没有停止。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于2021年2月会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联合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以下简称“货币桥”）项目。未来，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探索可以涵盖以下方向。其一，在零售层，数字人民币将主要定位于服务在中国旅居的境外用户，以满足他们的普惠金融需求。为此，要制定他们开立数字钱包的程序、额度管理和兑换要求等。其二，在批发层，数字人民币可继续积极参与“货币桥”项目有关试验。其三，以开放和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在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妥善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第七，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影响。货币国际化不单纯是经济问题。20世纪50年代，在美元国际化的过程中，美国曾通过马歇尔计划、地缘政治安全保证等手段，鼓励相关国家使用美元；70年代，美国再次运用其地缘政治优势地位，以对沙特王室提供安全保障为条件，要求沙特王国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使用美元对石油交易计价结算，从而确立了美元在大宗产品交易计价结算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中国如能在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美国及其盟国利用其地缘政治影响妨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和路径”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ZD066）

　　[2]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2年9月23日，。

　　[3]张礼卿：《理解人民币流动性安排的重要意义》，《中国外汇》，2022年第15期。

　　[4]《张礼卿：人民币流动性安排堪比加入SDR货币篮子》，2022年8月12日，。

　　[8]张礼卿、陈卫东、高海红等：《如何进一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3期。